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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点创业合伙人的八种“中国式分手”

2013-06-06 14:12 来源:世界创业实验室  

摘要:从新东方三大佬,到万通六兄弟,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,真功夫内斗、国美之争等,江湖义气、不合理的股权设置、利益分配不平衡、合伙人角色转变、理念冲突、功高盖主是中国式拆伙的一些关键词。

【世界创业实验室-讯】从新东方三大佬,到万通六兄弟,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,真功夫内斗、国美之争等,江湖义气、不合理的股权设置、利益分配不平衡、合伙人角色转变、理念冲突、功高盖主是中国式拆伙的一些关键词。

  1、新东方三大佬

  《中国合伙人》的原型新东方教育集团则经历过一段广受公众关注的混乱时期,由于新东方学生众多,大众知名度高,一有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学生好奇,例如广受学生喜爱的名师罗永浩(现锤子ROM创始人),就曾经“带头造反”,对呛俞敏洪,造成一时轰动。

  新东方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、纠结许多,和君咨询公司创始人王明夫在《高手过招》一书里提及,最早新东方学校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摊子,一块大牌子底下搁着一群个体户,尽管名师辈出,但学校老师如同地方诸侯割据、各自为政,有人把持了托福班和GRE、有人把持了雅思和GMAT,谁能多开班,就能多分钱,校方只管拆帐,其余几乎不管,导致老师们为了自身利益出发,互相挤兑攻击,抢课程、抢学生,对新东方品牌产生了负面作用。

  直到2000年俞敏洪找到王明夫,制订出一套统一战略,慢慢把权力重心从“地方诸侯”手上收回“中央”,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。王明夫形容,当时各方利益难以平衡,俞敏洪安抚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,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、栽赃的栽赃、跳槽的跳槽、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,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程度,连创始大佬间都气氛火爆。

  熟识新东方三大佬的人士说,三人因为有创业的革命情谊在,许多冲突是在一方觉得对方应该能理解、支持的情况下,发生了期待的落差,导致严重的失落感,使彼此间的冲突放大、更加难以收拾。

  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竟然带领内部教师进行“革命”,反对他的新政,心中愤怒不解,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;隔日徐小平上班一看,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别人,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但是在熟悉双方的人士看来,徐小平也有私下为俞敏洪化解集体冲突的想法,并不是单纯为了反对俞敏洪,“他们的事,反正说不清。”类似的冲突持续进行了四到五年,王强、徐小平以淡出新东方收场。

  2、万通六兄弟

  万通六兄弟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,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,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,剩下冯仑为止,历时12年时间。

  冯仑在《野蛮生长》中以“梁山模式”形容万通六兄弟,“座有序、利无别”,股权利润完全平分,如同梁山泊好汉在海南聚义,是水浒的现代翻版。结果商业合伙的关系中,兄弟情义往往凌驾了合伙关系。

  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,必须回到商业经营的层次就事论事。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,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,冯仑当时不以为然,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,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、决策、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,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,“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,潘石屹住楼下,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,等待着,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,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。”

  据说,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。冯仑说,全部是经营思想上的不同,你想往东我想往西,没有利益上的纷争。大家说不到一块去,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。“大约有一年时间,我们一开会就吵,几乎天天吵。”潘石屹说,吵到无法调和时,剩下的只有分手。

  1994年秋天,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会,这次会议在万通历史上被称为“分裂会议”。表面上的矛盾是冯仑和潘石屹而起,最简单的说法是,当时的冯仑要干事,而管钱的潘石屹不给钱,矛盾就变得尖锐了。表现形式是这样的,但背后的因素是价值观的明显冲突:冯仑生于古城西安,西安是古老的首都,封建礼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。陕西人多数很固执,是骨子里的固执,对外人都很给面子,但内心却异常执著,从不被别人所左右。然而,从人事的角度上来说,当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,大家都太能干,而且个个都是老板之才,这本身就会有问题。在这次会议上,几个人吵了不下十几次。王功权哭了,冯仑也哭了……无关利益,泪为情洒,就好像一场同甘共苦、坦诚相爱的婚姻,终要忍痛分别。

  1995年,六雄正式分手,散伙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所分管的业务来分的。因为几个合伙人既在万通集团里任职,又是各个分公司的经理。按照商业操作模式,5个合伙人平分了万通65%的股权。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块地,后来做了现代城,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。

  现在看来,以“水浒模式”起家的万通,梁山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,分解是必然的。十年后,潘石屹总结说,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,越变越小,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,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。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,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,“万通”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  3、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

 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。

  倪光南是技术派,柳传志是销售派。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,“只要老倪说的都对,老倪是有效数字1,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,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。”柳传志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,事前,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:“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,再去生产,批量生产后,再发现错误,损失就太大了。”倪光南等不得时间,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,结果出了错。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。最后,柳传志不得不出场,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:“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,都是你的不是。做这件事情,出了成绩,是倪总的,有错的话,你就得担着。不行,将你调回北京。”最终,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。

  但是,最终两人对公司经营的理念到了最后南辕北辙,联想退出倪光南主导的汉卡市场,柳传志并且否决了倪光南申请的大笔研发经费,倪光南在联想的主要项目几乎停摆。

  两人关系在公司成立的第10年崩溃,但是倪柳的关系千丝万缕,很难善终;倪光南状告柳传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,认为柳传志在联想的香港IPO项目中窃取国有资产,虚报资产负债表,几乎到了恨不得把柳传志送进监牢的程度。倪柳恶斗持续多年,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,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,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“踢出”联想,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,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。

  “《中国合伙人》确实是根据新东方的原型改编的,这个毫无疑问,成东青可以说就是俞敏洪,王阳就是王强,孟晓骏可以说就是陈可辛。”

  ——真格基金创始人、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同志在5月25日腾讯“产品家”沙龙活动上如是爆料。

  “这个剧本初稿确实是我提供的,后来陈可辛磨了大概一年之后把剧本给我看,我看他改了很多,后来陈可辛对外说只用了我13个字——这使我很愤怒,因为他用了我18个字!中国合伙人、新梦想学校:10个;三个主角名字是18个字,当然有一度时间他把《中国合伙人》改成了《中国先生》,那就变成了17个字。”——徐小平老师一如既往的诙谐幽默。

  票房已破3亿的《中国合伙人》讲述的是三个人的创业梦、中国梦,徐小平称当初写这个剧本也是因为“它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、激情和理想”——每每谈到这几个词,总让人唏嘘不已啊!在活动上,徐小平回忆了自己从搞文艺、学音乐、出国、梦想破灭、被俞敏洪“忽悠”回国创业、新东方、离开、做投资....的故事,而这里面,贯穿的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中国梦。

  如下是徐小平演讲全文:

  我的激情、梦想

  小时候因为文革期间没什么事儿可干,我的理想就是背点儿唐诗、宋词什么的,差点儿成了一个神童(PS.如果书读多了就是一个神童的话)。所以我对文学有爱好,中学毕业以后为了防止上山下乡,会点儿吹拉弹唱,就在剧团里面拉了一段时间小提琴。

  说实话我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,在北大五年也是搞学生艺术团,但是我的兴趣真的不在音乐,我的兴趣在哪里呢?我到了音乐学院以后,我学的是音乐学系、音乐研究,我到了音乐学院以后做学生会干部,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,然后到了北大,是北大的艺术团团长,北大的文化部部长,北大团委。所以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和学生打交道、搞学生活动,梦想改变中国。在八十年代改革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,当时我在那儿认识了俞敏洪、王强、李克强。可惜当年没对克强同志好一点,否则前途无量。

  我的梦想是想从政,这个从政做文化部,北大团委文化部长、北京市文化局长,然后做得好就是说国务院文化部长,做得再好兼任副总理,做得更好一点。但是万一做得不好呢被双规,是吧?

  所以我在北大5年,我发现我是有兴趣的,那就是当时叫的从政或叫搞行政,现在叫当官,后来叫腐败。不过后来我的这种兴趣、激情、理想发生了转折。

  后来,我到了国外,按理说可以自由自在追求自己的梦了,不!到了国外你必须得想办法生存,那时候我作为北大的优秀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120块人民币,想一想到国外怎么生存?所以我到了国外就面临了一个不得不做的事儿,就是说到餐馆打工,我们那一代人全打过工你知道吧?据说马英九同志也打过工,就是打工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宿命,因为祖国太穷了。

 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反而我的兴趣就来了,我天天洗碗我会什么呢?我有音乐。所以当时一边洗碗一边写歌,顺着洗碗的节奏写,写的是留学生涯,后来这首歌成了新东方的校歌,每个人都要留学,请听听国外留学生的辛酸,以及洗碗的节奏。

  后来简单说吧,再次为了生存,我拿到音乐硕士以后,当时想干什么,在国外,一个音乐学位的人又找不到工作,所以说我不能拿到硕士学位还扫地,所以回国创业一年,由于缺乏商业意识,可以说叫练手,我没有失败,但是我也没有成功。只不过这一年算是一个探索。

  所以后来从加拿大回到中国,又从中国回到加拿大,在1995年底俞敏洪来到温哥华,他是1995年12月28号离开温哥华回到北京的,我是1996年1月10号回到北京新东方。孟晓骏在海外打工头脑无路,后来投靠成东青、王阳,“成东青我不走了,我跟着你干!“这个可以说是我当时的一种渴望。

  但是做新东方未必是我的激情、未必是我的兴趣,当时我处在另一个情况,我不得不做一些事儿,当然我到了新东方了以后,学生到我这儿来拿到托福GRE高分,申请不到奖学金、申请不到录取,或者拿到哈佛耶鲁的全奖,但是拿不到签证,或者哈佛耶鲁斯坦福毕业了找不到工作,这个时候有一种当年我在北大音乐学院那种蕴藏已久的正义心、责任感,社会的激情产生了小宇宙大爆发,所以我面对学生就跟他们一个个聊、一个个讲,最后成了中国咨询第一人,或者是中国咨询第二人,第一人还不知道是谁。

  人生有时候你不得不做一些事儿,并不是你的兴趣,坦率来说绝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,陶渊明有一首诗叫《归去来兮》,你不得不悲,因为你需要五斗米。所以说你不得不做的事儿与你渴望去做的事儿,永恒的是有一种矛盾,这个问题需要解决。

  好奇心与理想:我们需要向现实妥协吗?

  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吧,从刚才的电影说起,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启迪,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好奇心,好奇心发展得不好就是偷窥,这也是人类美好的天性,好奇心发展得好就是求知欲,就是探险的愿望。

  所以这个好奇心有不同的发展方向,反复的好奇心就是兴趣,当你对一个东西有了兴趣以后你就能够移山倒海,你就能够改变世界,你就能够做出那种影响力,给世界带来和平或者说给世界带来战争的那种产品。但是如果对兴趣我们持续升温,我就要为做这个事儿违背父母的意志,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你带来生存不知道。但是你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不做你想做的事情,那你白活了你知道吗?

 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、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个最基本的东西,就是综合着我们的价值观、责任感,我们的生存环境,那就是说理想。所以说从好奇心到兴趣、激情、理想,它就构成了我们完美的一生,也许你挣了很多钱,在《中国合伙人》里面有一段我写过的微博,就是说成东青跟王阳得到钱以后一半分,成东青看到自己这边多了一叠就给了王阳,他们就去了歌厅,在一堆小姐中间,王阳问成东青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你怎么办?成东青说你喝醉了,然后王阳把他推倒在歌女身上,说你欺骗回生活,这个时候歌曲是黄家驹的一首歌:谁都可以背叛理想,但是只要有一天只剩你跟我,我们两个不背弃理想,在这个时候他是在一个声色犬马的场所里面,他背弃了自己的理想,而镜头转到成东青那儿,眼睛极其迷盲,有钱了,但是没有给他带来快乐、没有给他带来成就感,在那个小姐、美酒、歌曲的地方,他迷盲、失落、恍惚,为什么?他失去了真爱、他失去了北大、他失去了从学术界到商场、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精神支柱,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我们的理想。

  我们人生一生的价值是什么,从我们的呱呱坠地的那一瞬间,渴了、饿了、冷了我们要寻找从生理到心理的渴望,从物质到精神的那些东西的满足感开始,发自于我们的兴趣、我们的激情,最后使我们成为一个社会人、有价值的一种理想主义。

  结论是什么?结论其实很简单,结论就是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家长要呵护每个孩子的那么一点点的兴趣,每一个孩子那么一点点对文学、对艺术、对探险、对考公务员,五道杠不就是爸爸妈妈培养的激情吗?挺好,如果你觉得这是你儿子应该做的事儿,假如说你觉得这样你儿子长大以后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环境,中国社会的那种状态的话,你就让他追求吧。

  所以说整个全社会应该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,这个主要指的是官员、政府、学校和家长,呵护他们的孩子的兴趣,鼓励他们的兴趣,点燃他们的激情,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,能不能产生价值,是不是符合你的喜好,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风尚的话,我们社会就可以跟硅谷竞争,我们的中国青年人就不需要去美国,不需要去芝加哥、普林斯顿,我们就在这里让每一个人发挥最大的价值,实现自己的梦想,而每一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,才是习大大和我所说的“中国梦”。【转载务必注明:世界创业实验室-elab.icxo.com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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